2003年，是现代中国两个历史名人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年。一个是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世纪伟人毛泽东，缅怀声势搞得轰轰烈烈、有声有色；另一个是同年9月9日出生的梁漱溟，除去其家乡广西出版了一部《梁
梁漱溟何来胆量与勇气、清高与自负，能在中国历史上记下如此奇特的一笔?这是因为他内心中“自谓负有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”(见《年谱・自叙》)。而他这种历史感与使命感的精神力量，集中表现在他最后的著作《人b与人生》一书中。梁漱溟一生著述达三十余部，代表他思想转变与哲学菁华的，是这本《人心与人生》。这本书也是作者写作时间最长，思虑最精深的一部著作，从立意到刊布，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。新近增补出版的《年谱》，对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的写作历程，有着详细的文字记录。
《年谱》记载，1921年，二十九岁的梁漱溟将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交商务印书馆出版，这是梁漱溟学术见解走向成熟的开始。在书中，提出了自己的新发现，即“所有人类的生活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：(一)向前面要求；(二)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、调合、持中。(三)转身向后去要求。”学界认为，这三种不同的路向，分别代表了西方、中国和印度这三种文化。书中预言世界将西方化，而下―・步则会转入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第二种路向。这种观点在当时曾引发很大争议。到1929年，此书已印刷8版，可见影响之大。熊十力评介此书，“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，在反对孔学、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的气氛中，梁先生提出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，是很有胆识的。”
不过，作者很快就意识到“这书所病非是零星差错”是错在引用西方心理学的见解、名词来解释儒家，“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，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”。粱漱溟发现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在解释孔子上面有缺失，他要另写《人心与人生》来纠偏，不但要给中国儒家“一个说明”，还要把孔子之学“找回来”。
1924年2月，梁漱溟应武昌师大邀请讲授《孔子哲学大要》。先生的长子梁培宽认为，这篇讲稿的内容与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相近。这一年，先生写信给商务印书馆，请他们停印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。对梁漱溟来说，这是一方面是“大断已立”，另一方面则需要纠正前误的事情。这一年，梁漱溟辞去北大的教学工作，赴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，并筹办曲阜大学。1926年，先生开始写《人心与人生》，边写边给学生讲，主要讲“人类是从生物进化演变来的”。次年，《北京晨报》发表此书的《自序》，作者又为北京学术讲演会讲此书三个月，约全书之半。
自1927年之后的近三十年间，《年谱》中不再见有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的记载，剩余的半部著作不仅二十年代没写出来，而且一直延宕到五十年代才正式动笔，七十年代中期方完稿，八十年代始得出版。这半个世纪延迟，自然有国难当头和政治运动的大气候的原因，更重要的是梁先生“心思之用别有在”。他不限于“坐而论道”，而是找到了“道”后就要去亲身实践。此后，梁漱溟认定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，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人手，因而作《乡治十讲》，认为农村固然是中国的根本，但“根本处”所指乃是人心，因为人心是―・个大力量。为启发这力量，他先后在河南辉县筹办村治学院、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，直到抗战爆发。八年抗战加上一年国共和谈，作者将全副精力用之于中国的现实政治，却自我判断是“无功的”，即无功于息止国共之争，无功于避免内战。
建国以后的1950年初，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。《年谱》记载，3月10日晚7时，毛泽东约先生谈话，并邀请先生参加政府，被先生婉拒。这次谈话到深夜12时，左右向毛主席请示开饭，先生申明自己素食多年，请给一二样素菜。毛泽东忽然大声说，“不!全都要素莱，今天是统一战线!”先生告辞时，表示不敢劳主席相送，毛泽东竟坚持送先生到门外登车。然而先生从对方的词色间感觉出他的不愉快，不再有1938年春在延安那两次通宵辩论后舒服通畅的情怀了。
到了1952年，已经六十岁的梁漱溟写出《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》四万字的长文，回顾并检讨多年从事社会活动的经过，并呈毛泽东阅看指教。8月7日，毛泽东邀先生谈话，先生因蓄意要写《人心与人生》，向主席提出想去苏联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。毛的回答是，“要想去苏联，尚非其时!”一年后，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他那个“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”的惊人论断，从而引发了与毛泽东之间的公开冲突。
从《年谱》上可以看到，梁漱溟与中国政坛上其他被批判被打倒的“民主人士”的不同之处是，别人一旦遭到整肃，就会停下手中的笔，闭上自己的嘴。可他依旧不停止思索，依旧笔耕不止，其著作有《中国建国之路》、《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》、《中国――理性之国》等。有时，先生还将自己的手抄本亲自送到南长街新华门传达室，请毛主席收阅。《年谱》中记述，1955年7月，梁漱溟开始写《人心与人生》自序。这是第二次写自序，第――次写的时间为1926年5月。但是，两次都是写过序言就放下了。另据先生的次子梁培恕的文章回忆，这年初夏，父子同游北海公园，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《人心与人生》，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，“这本书不写出来，我的心不死!”
《年谱》记载：1966年，“文革”开始。先生从1960年开始再次撰写的此书已写到第七章，被红卫兵抄走。9月7日，梁漱溟为此事给毛泽东去信，信中略述被抄家、批斗的情况后，讲：“我尚未写完的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底稿，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，希望毛主席设法把这个底稿发还我，以便我继续写下去。”“这个稿子千万毁不得，如果毁了，我生于斯世何益?”同月24日，此书的原稿就退回来了，并发还了被抄走的现款与存折。先生很高兴。抄家后未逾月，“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，撰写《儒佛异同论》。”不过，梁培恕的回忆文章则有另一说：1966年8月24日，“红卫兵”前来抄家，较大的物件用卡车运走，书籍、字画、文稿就地焚毁。连续“造反”三天，最后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院子。小半部《人心与人生》夹杂在少量没有毁掉的东西之中放在地板上。此时而有这样的幸事，只能说是“苍天有眼”!
1970年，政协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学习，梁漱溟对“宪法草案”提出了语惊四座的两条意见：第一，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，林彪为接班人上了宪法不甚妥当；第二，国家主席不可不设，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可以通过宪法程序来选。是年，主要在写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，并阅读四十多个古今中外著名专家学者的五十多部著作，如《共产主义道德几个问题》、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、《历史研究》、《唯识述义》、《巴甫洛夫选集》、《形而上学》、《罗念庵学案》、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道学案》、《阳明学案》、《濂溪学案》等。
1975年，八十三岁的梁漱溟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亮明的观点是“批林、但不批孔”。面对压力，他的态度是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!”7月初，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完稿。全书计二十一章，约十七万字。这本书主要是探讨人类生命的发展与人类前途，内容涉及生物学、心理学、人生哲学、伦理学、道德、宗教、教育及文化艺术等多方面。《年谱》评介说，书成之时，正是十年动乱再次肆虐，“四人帮”打着“批林批孔”幌子，肆意摧残践踏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，肆意歪曲孔孟学说之时，先生奋笔写成此书，反复歌颂了孔子的自强不息和反对暴政的精神，阐发了“大同”思想和“仁”、“德”、“信睦”之道，谆谆告诫人之所以为人，在有自觉，在有理性；人应择善而从，不断争取向上；人对人应彼此以诚相见，互以对方为重，不应以对物态度对人。先生不屈不挠捍卫古老优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，一如往昔，真乃难能可贵。
1980年8月，英文版《梁漱溟传》的作者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与先生长谈十余次，录音三十盒。谈话中，先生一再申明自己“不是学问家”，并说，“假定说在学术方面我有贡献，那就是这本书《人心与人生》，我尽我的头脑、精力发挥。我的思想、主张都在那本书里头。”1984年9月，经人联系，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，系九十一岁的作者自费所出。凝结着老人毕生心血的书稿终于公诸于世，与读者见面了。
毛泽东诗词有名句，“一篇读罢头飞雪”，道出了人生有涯而学海无涯的沧桑之感，梁漱溟的这本书也可谓“一书写成头飞雪”吧!尽管一‘部书从立意到写成历尽半个世纪，经过断断续续五十多年的苦心钻研和融会贯通，是先生晚年最后一部巨著，但先生并不满意。他在“书成自记”中写道：“书虽告成，自己实不满意。”“自己不能胜任的学术上根本性大问题――人心与人生。”因为，“我曾多次自白，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，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；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，那就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。”
以今天的现实来看，人心――对梁漱溟来说这个终生的主题，中国社会上的反应有如他的110年的诞辰纪念一样，是冷冷清清、少人光顾的。其情形诚如梁培恕十年前的一篇纪念长文的结尾所言：“现在仿佛没有人顾得上打他一枪。我的遗憾在此，于是寄望予未来。”
(《梁漱溟先生年谱》，李渊庭、阎秉华编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，32．80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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